一直在东莞经营鞋厂的周先生在2017年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和另一位朋友在越南平阳租下一个1200平方米的工厂，开始为一个美国服装品牌生产配饰，这笔投资大概花费了500万元。最初他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因为表面上看，越南的厂房和人工费用都比东莞低，有越来越多的欧美客户在越南下单，也有一些上游工厂搬到了那里，所以他们还在越南建了4条生产线，雇用了110名当地人。然而，仅仅过去了一年多，2018年10月，由于成本不断上升和“文化上的问题”，周先生不得不止损撤出。他对媒体表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与越南工人效率的差距。越南工人根本不加班，多数人没有技能，造成生产效率低下，交货时间总推迟。“我认为，要在越南培训熟练工人，时间和资金成本都是我们这种小企业承受不了的。”而今年疫情的发生，更让他坚定了继续深耕国内市场的想法。

这并不是个例，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制造业加速转移的声音不在少数，类似周先生这样想法和做法的人并不少，走出——回流——彷徨和纠结，是这些企业主们大概的心路历程，2020年新冠疫情的发生，让他们再度重新思考产业链的布局问题。

■  试水海外

中国在加入WTO的近二十年里制造业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并维持地位至今，既得益于中国独一无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支撑起的细致的产业链分工，也得益于各类区域性产业集群成型之后的锚定效应。虽然很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诸国、印度、乃至一些非洲的国家等等，因为其在要素价格（劳动、土地）、政策监管（环保）上的优势，对我国的制造业发起激烈的竞争，而欧美“制造业”回流的呼声一直此起彼伏，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依旧是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今年的新冠疫情更像是一把明镜，将各个国家危机处置能力照得更为清晰。

无独有偶，记者认识的另一家鞋厂老板，之前也曾在越南投资建厂，但在去年，种种迹象表明，他已经再次重拾国内的业务，“除了产业链条不成熟，工人工作效率低外，也有越来越多制造企业在那边建厂，招工显得不是那么容易了。”他告诉记者，“下一步，准备调整重心，逐渐缩小越南的业务，扩大在国内工厂的产能。此次疫情让企业按下了暂停键，我也该静下心来好好思考我们工厂产业链的问题。”

做了多年男鞋的浙江企业主高先生表示，自己正在放慢在日本投资扩张的脚步，随着更多公司进入日本，他担心市场的进一步饱和，眼看疫情在全球发酵，未来的形势有可能会更为严峻和难以把控。他告诉记者，就算在没有疫情之前，最近这些年，有不少已经外迁的制鞋企业因为水土不服再次回到了国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在越南设厂并不如想象中美好，工人讨薪，罢工事件频发，尤其与这几年中国的“快发展”相比，当地工人的低效率、懒散、不守规则，常常让人抓狂却又没辙，他知道的一家鞋厂在复活节假期，连接公司越南厂房入口的大道被村民堵住，原因就是当地政府未能解决他们提出的诉求。“我好几个朋友都后悔死了，当初迁到越南的时候，只知道越南的工资比我们低，大概只有中国工资的一半，有的比一半还少。到那儿才知道，除了便宜别的没啥好。”一些鞋上的小型零部件或是鞋材辅料越南制造商仍然无法独立完成制造，而一旦选用中国厂商的产品还需要从国内购买原材料时，产品就已经在成本上贵了5%到10%。王先生告诉记者，这次疫情让自己明白，在国内布局产业链可能更加安全可靠。“面对这次疫情，我们政府的反应速度非常快，无论是从疫情控制，还是对产业强有力的扶持和支持，以及有序安排复工复产。而国外，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今年的疫情发生后，有声音也在担心，企业会加速将工厂迁移到海外。“疫情的影响主要是生产的临时受挫或延迟，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没有受到破坏。不能因短时个别订单转移而简单下结论。”业内人士表示“不可否认，近年来，一些国际品牌、本土制造企业等选择在东南亚建厂，这是企业从自身考量的多元化布局，不能简单理解为转移。”

对于中国制造业外迁的报道，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之前回应称，目前中国制造业外迁的规模并不大，而且是以中低端的企业为主，对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影响总体可控。近期在媒体上也出现了有关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外迁的报道，个别甚至抛出了“唱衰”中国制造业的论调。对此，孟玮表示，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产业布局的深度调整，中国制造业已经进入到了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企业到国外设厂经营的情况，是正常现象。有的企业是考虑要素价格变化情况，向劳动力以及环保等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去转移。有的企业是基于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主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企业是为了规避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但是要说明的是，企业外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考虑诸多的因素，包括运营成本、产业工人、供应链配套以及交通运输乃至制造业文化等等因素的影响。”孟玮称。记者了解到，设立一个新厂址需要3个月到6个月、盖厂房到正式投产需要18个月、安排原材料采购、物流、生产，改善工人的技能和文化磨合，这都意味着完整的搬迁至少需要两年以上。因此，一般产业的外迁大约至少需要10年的周期。

■  全球产业链谋变

产业链转移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变革；二是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成本驱动。每一轮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都有它内在的机理。对于产业链转移的现象，业内人士众说纷纭。

从全球范围的制造业布局来看，此前大体经历了四轮大规模转移。第一轮在19世纪初，制造业中心主要在英国，其制造业产值曾经占世界制造业产值30%左右；第二轮制造业中心在美国，美国制造业产值从1895年开始取代英国，曾经占世界制造业产值50%以上；第三轮制造业中心在日本、德国，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本制造业产值曾经占世界制造业产值16%；第四轮制造业中心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将劳动力密集型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现在，第五轮产业转移已经开始，正在从中国向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鞋帽、箱包等，很多转移到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而第五轮产业转移主要基于后两个原因，即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经济超高速增长和土地、劳动力等综合成本的抬升。在这种看法的大框架下，有业内人士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最大的手工制造业和最大的终端消费品市场并存的状态。换成时下的词就是中国长期是“世界工厂”外加“最大的消费市场”，这是历史的常态，现代社会也无法避免。

中国的制造产业链条到底会不会转出去，外交学院教授施展老师在越南考察了3个工业园，3个研究机构，2个国际组织，13家企业，访谈了30多个企业家，形成了《中国制造报告》，而这份报告出现在罗振宇2019—2020“时间的朋友”年终跨年演讲里，在这份报告里，中国制造既没有说转移了，也没说不会转移，而是说中国制造正在溢出。这个词的意义在于中国制造不是以一种线性的方式转移，你有了，我就没有，而是以一种网格的方式，向外生长、扩展、延伸，你有了，是对我的增强，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的溢出，其实是把越南接入到整个中国制造业的网络中。

对于以上的看法，台北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的表达出了另一种论调，在他看来，中国的制造业不仅完成了内部分工，也完成了内部分层。从地理上来看更为明显，像北上广深这样的核心城市正在带动各自的周边地区形成从内到外的高、中、低三档分层，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川渝地区、西南口岸地区等制造业群落。当中国内部完成制造业分层时，历史上曾两次出现的大规模工业化转移（欧洲向北美，北美向东亚）将可能不再发生，虽然前有欧美日等制造业大国，后有越南、柬埔寨等劳动密集型国家，中国制造业还处于转型的过程中，但中国制造业也有很多独特的优势，比如成熟的电商产业优势、完整的产业链优势、产业集聚优势、规模优势和政策优势等。从现实来看，制造业难以从中国流出的态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维持，内地依旧有很多地方可以承接产业的转移，而且优势很大，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未必成为必然。虽然，历史上的各个世界制造工厂都面临着产业漂移的问题，但是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外迁与之前发达工业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区域发展并不平衡，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制造企业的外迁模式可能会与一些国家不同，一方面向海外转移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承接产业转移的潜力仍旧较大。

在这次疫情之中，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制造庞大的“阵营”中，复产复工有序有力推进，随着产业链各个环节逐步打通，困难正逐步解决。外交部发言人耿爽3月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际社会看好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抗压韧性，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也是有限的，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支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没有改变，国际社会依然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同时，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  不把鸡蛋放同一篮子里

全球供应链扰动，中国影响由内及外。中国制造业规模全球之首，产业链全球最长最全，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供应链辐射中心。但是出于降低成本的战略，大型跨国公司布局全球工厂已是当今全球供应链的最主要模式。一个需要直面的事实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种成本的不断增加，其中人力资源成本最为显著，以制造业为主的很多工厂，都很难承受住，搬去了越南、印尼等人工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地区，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作为耐克集团和阿迪达斯集团等国际知名运动鞋服品牌的制造商，裕元集团一直家大业大。裕元鞋厂位于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1989年，在高峰时期，员工约10万人，它被称为“中国最大的鞋厂”和世界上最大的鞋厂之一。然而经过近30年的辉煌，它已经萧条到超出想象，现在厂里只留下了12000人。闲置的工厂也租给了新企业，这或许代表着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产能除了转移到越南、印尼等国，部分产能也已转移到中国内地。2018年的公开数据显示，裕元在越南和印尼的工厂已经超过了中国大陆的产能。2019年尤其是美国威胁要对中国制造的鞋履征收关税，裕元集团更是表示，多个客户在环球贸易摩擦的不明朗因素下转变采购策略，将加速集团于调整产能国家配置的步伐，并持续面对品牌客户要求选用更灵活的采购方式，以及消费者喜好转变所造成的经营攻击及挑战。而因为中国与美国间的贸易关系的不稳定和复杂情况，促使裕元集团继续向东南亚迁移。

几年前，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为耐克、Lululemon公司代工的儒鸿生产线主要集中在台湾与越南，而最新的消息是，儒鸿决定，也不能全部把鸡蛋都放在这两个地方，考虑到全球的情势，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多元分散，儒鸿董事长洪镇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客户也希望我们分散风险，而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国家生产，现在我们有50％的产品都在越南生产，所以分散做得还不够。”儒鸿考虑将在印尼或柬埔寨投资新设施，预计投资8000万美元在东南亚，建立120条生产线。

除了生产成本因素，一些不稳定因素也成为企业需要多区域布局的重要因素，2019年6月，台资制鞋大厂宝成集团公告，受越南厂员工抗议政府延长外商租地年限影响，宝成在越南的宝元等四个厂区，部分生产线被迫停工，这些跨国企业不得不开始考虑产业链的调整。

有贸易专家估算，中国国内增加值占比较高的往往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制造行业的转移压力相对更大。很多企业的产业供应链布局今年以来都在积极寻找替代制造供应新来源，“如果什么事发生要用哪个运输路线，（采用）哪个替代方案”，这已经不只是有B计划，还要有C计划和D计划，而且需要更加深入研究各国的贸易法规。”今年的疫情之下，这种多重计划性更显得其必要，贸易摩擦的影响带来的全球产业链新变化已渗透到细微之处，甚至南美洲国家的制造企业也开始加入到制造业阵营。

■  机遇与挑战

梳理以上一些案例可以看到，随着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南美等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速度提升，中国“世界工厂”的绝对优势地位有所减弱，部分制造业加速外迁，虽然有回流现象，但也应当警惕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异动，全面评估其影响，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结构调整和就业方面的负面效应，以便有效应对。经过近两年的关税博弈，企业被迫搬出或正在搬出中国市场的速度在加快而毛利率低于10%的中国外贸企业受中美关税的影响更甚。

这次的疫情如同一次大考，中国经受了压力与挑战，但中国制造也在反思，供应链的安全至关重要。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全球供应链体系不断扩展，供应链能否处于优势地位是衡量一国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中国政府控制疫情的能力、生产秩序的逐步恢复，让外企感到，中国是比较优质的投资所在地。相对于未来疫情在海外扩散的不确定性，中国反倒是个安全的地方，有专家认为，在我国成功控制疫情的情况下，企业在国内保留相当比例的供应链有益于降低其全球供应链风险。广东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中国政府在疫情管控能力上，全世界都首屈一指，相同疫情如果爆发在一些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可能整个国家都会崩溃。所以，我认为工厂留在中国还是明智的，工厂完全搬出国外，并不能解决疫情爆发问题。”

虽然，从出去的企业反馈回来的情况看，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其要面对人员素质、政策、税务、物流、供应链不完善、商业服务缺失，以及不健全的金融配套服务等诸多问题。从历史上看，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到亚洲四小龙，再发展到中国制造花了很长时间，也不是短期之内能够完成转移的；从商业氛围上看，很多人力资源成本低的地方商业氛围也是缺失的，而这对于企业发展都是致命的。但目前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的变化仍面临三方面挑战：一是遵循百余年来制造业产业漂移的规律，中国的部分制造业早在几年前就已开始向低成本国家转移；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正在缩短，一些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正在向区域价值链转变；三是科技进步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改变着人类的需求进而重塑产业结构，行业兴亡更替比以往更加快速，机器对人力的替代也日益成为挑战。如果目前国内传统的制造企业仍在延续此前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路线，在消费升级和科技创新背景下，不紧跟变化，企业就会面临生存危机，例如眼下出现的，不少制造业订单从中国外流到东南亚国家，比如孟加拉国、柬埔寨这样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关键在于如何变压力为动力，如何化危为机以充分释放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一个旧的全球体系正在崩塌，一个新的全球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中国正在成为新的全球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我们期待着，我们努力着，全球化走到了今天，各国产业间的联系已经非常紧密，我们一定要把握好现在的时，又要把握好未来的势！